第1010章 设置障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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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,楚天舒起床后刚洗漱完毕,正打算出门跑步,陶玉鸣敲门进来了,他报告说:“楚书记,刚接到环卫工人的报警,白存礼跳楼自杀了,他留下一封遗书,承认常以宽下毒案是他指使的。”
楚天舒忽地站起,眉头拧成一个川字:“走,去现场。”
白存礼是从石花大酒店的第十三层跳下来的,摔得**迸裂,根本没有抢救的必要了,尸体已经拉走,地上残留着血迹,一份亲笔写成的遗书送到了楚天舒面前。
遗书不长,一百多字,白存礼承认自己指使常以宽对孩子下毒,事件发生后良心受到谴责,寝食不安,实在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,所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,以死谢罪。末尾向家人,向社会,向钱文忠一家表达了忏悔,署名白存礼,即日。
楚天舒看了一眼,说:“拿去做字迹比对,看是不是他写的。”
侦破方向迅速转移到白存礼身上,经过字迹比对,证实遗书确实出自死者之手,而白存礼与常以宽以往的关系密切也是人尽皆知。
警方和纪委联合对白存礼和常以宽进行了调查,发现常以宽用各种假**报销贪污城关镇卫生院的公款二十多万元,挪用公款十多万元,和某医药公司有不正当的利益链条关系,收取回扣二十多万元。
顺藤摸瓜,白存礼在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之时,与常以宽相勾结,通过开具证明骗取二胎指标,担任副县长之后,利用分管文教卫的职务之便,与常以宽联手,长期收受某医药公司的贿赂达三十多万元。
案件渐渐明晰起来,证据链完整了,白存礼为了维护他的一己私利,不惜制造惨案阻挠医疗改革,他指使常以宽利用起火的混乱之际,在孩子的输液瓶中加入了超量的麻醉剂,造成孩子死亡,社会影响极其恶劣,事后又指使常以宽、老钱等人煽动闹事,企图制造骚乱,破坏改革。
城关镇卫生院孩子之死的案件终于告破,市督导组的郝建成相当满意,通令嘉奖了南岭县公安局参战干警,给局长陶玉鸣记了个二等功。
案件的破获,给南岭县的干部群众留下了诸多疑问,也给善后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。
众所周知,白存礼是付大木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,原先只是城关镇的一个村支书,然后副镇长、镇长、镇党委书记,再到副县长,而且有传闻,假如付大木当了书记,他将接任县长的位置,前途一片光明,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?
另外,如果说这是一出丢卒保车之计,但看起来常以宽应该是卒,而身为副县长的白存礼才是帅啊。照这么说,这背后是不是还有比白存礼更大的帅?
当然,白存礼已畏罪自杀,死无对证,这些疑问只能在私底下议论,而真相大白之后,钱文忠一家一下子由主动变为被动了,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大问题,一是经济赔偿,二是常以宽、老钱等人的判决,三是生育指标。
督导组撤离之前,郝建成主持专题会议,表彰陶玉鸣等破案有功人员,并讨论了相关的善后工作。
会上,薛占山汇报了钱文忠提出的要求,一是按照以往县里发生人命案的惯例,赔偿三十万元,二是从重从快判决罪魁祸首常以宽,三是要一个生育指标。
与刚才表彰时的喜气洋洋不同,说到孩子的死,楚天舒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。
平心而论,钱文忠要求赔偿三十万元不过分,要求严惩凶手更是合情合理,要一个生育指标也顺理成章。
可是,这三个要求遭到了付大木等人的极力反对。
薛金龙率先发言说:“钱文忠本来就是个刺头,仗着脑袋瓜子灵活,看到不顺眼的事就到处告状,平时没少给干部们出难题,我就出面接待过很多次,难缠的很,要是答应了他这些条件,不知道还会提出多少无理要求来。例如,他想再生一个孙子,给他一个生育指标,如果生不到孙子,一定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。”
这几句话说完,信访办的负责人在暗暗点头。
陶玉鸣接着说:“怎么惩办凶手是法院的事,哪里能由他钱文忠说了算。再说了,白存礼已经跳楼自尽了,就算是一命抵一命,还不够吗?另外,他要求赔偿三十万也跟政府无关,害死他孙子的是白存礼和常以宽,他应该找他们索赔去。”
“对于像钱文忠这样的刁民,我们决不能迁就纵容。”付大木敲着桌子说:“事件发生之后,钱家人打砸了卫生院,造成的损失也有十来万,这个就算是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,起码也应该赔偿吧。”
付大木等人说得头头是道,振振有词,楚天舒尽管觉得他们的说法很冷血,但一时也难以反驳。
他们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,哪里知道为了做通钱文忠的思想工作,一大帮子人付出了多少的艰苦努力啊?与其说他们不肯答应钱文忠的要求,还不如说是在故意给楚天舒出难题:你不是跟钱文忠谈好了吗?你满足不了他的要求,看你怎么向他交代!
通过这次事件的接触,楚天舒了解了钱文忠,他这个人脾气虽倔犟,但为人仗义,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。特别是在尸检完成之后,立即同意了对孙子尸体进行火化,既没有胡搅蛮缠,也没有提附加的条件和要求。
在钱文忠身上,楚天舒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、正直和淳朴,更感受到他是个讲信用、有感情的汉子……
正思考着,余乾坤发言了,他说:“钱文忠的孙子没了,想要再生一个,这个要求我觉得不算过分,毕竟在农村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浓的。”
薛金龙说:“余主任,我提醒你一下,搞胎儿的性别鉴定是违法行为啊。”
余乾坤说:“生男生女,这个谁也不好保证,我们可以事先让钱文忠签字画押,生了女孩也不能再闹了。”
薛金龙用鼻子哼哼两声,没再说话了。
杨富贵分管全县的维稳工作,他说:“虽然孩子的死是常以宽等人蓄意所为,但人死在了卫生院,说明卫生院在管理上还是存在漏洞,从维稳的角度来考虑,我觉得适当给予赔偿也是应该的。”
陶玉鸣立即质问道:“杨书记,适当?适当是多少?这年头,谁会嫌钱多咬手哇?”
柳青烟呛了他一句,说:“适当就是大家讨论觉得合适就行。”
陶玉鸣“嘿嘿”一笑,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,也不再说话了。
双方你来我往,僵持不下。
最后,郝建成说:“案子总要有个了断。我代表督导组说个意见,你们再谈论。对涉案人员的判决,法院会依法审理,任何人也不能干预。生育指标嘛,给就给一个吧,反正这种事情也没人好攀比的。至于赔偿,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,有个五万块就差不多了,至于砸了卫生院的东西,也就不追究了。你们看怎么样?”
郝建成发话了,其他人还能怎么样?他是青原市委常委、市政法委书记、市公安局局长,又是这个案件的督导组组长,他发了话,别人就无话可说了。
一条人命,才五万块钱?楚天舒心里充满了愤懑,但还是得打起精神来,安排杨富贵和薛占山去和钱文忠谈,说服他接受这个结果。双方争论的时候,他一直在琢磨,补偿太多的钱看来不太现实,只能想办法在别的方面给钱家一些安慰。
第二天一大早,八点钟还没到薛占山就上班了,他一进院子,就看到钱文忠带着老伴儿和二妮子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口。
往事历历在目,特别是看着钱文忠一家三口腰里系着的白布,脚上的白鞋子,头上的麻绳,薛占山真的不忍心看下去,总感觉有一个鼓槌在敲击着他的心灵。
从上午八点一直谈到中午十一点多,薛占山和许彬费尽了口舌,总算说服了钱文忠不再纠结判决和一定要生男孩的事,但对五万块钱的赔偿,实在难以接受。
“占山,不是我们家不讲理啊。”钱文忠的老伴儿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洪水,哽咽着说:“你是知道的,为了生这个孩子,我们家交的罚款也不止十万哪。”
薛占山竭力忍住内心的酸楚,不让泪水流出来,他不敢正视钱文忠老伴儿的眼睛,红着脸,无奈地说:“三舅,三舅妈,你叫我怎么办,南岭县穷得叮当响,就这么个现状啊。”
许彬跟着说:“是啊,老钱,就我们县这个状况,五万块也不少了。再说了,生育指标也有了,白存礼也偿命了。说起来,你们还砸了卫生院不少的东西呢,也没要你们赔偿嘛。”
钱文忠倔脾气又上来了,他指着他们两个说:“薛占山,许彬,你们不要以为我孙子的尸体火化了,我就没辙了,我照样可以捧着骨灰盒,到省城京城去告状,告不赢,祖孙三个就喝农药死在天安门广场上!”
说完,钱文忠回过头,拉着老伴儿和二妮子,抹着眼泪出了门。
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,楚天舒起床后刚洗漱完毕,正打算出门跑步,陶玉鸣敲门进来了,他报告说:“楚书记,刚接到环卫工人的报警,白存礼跳楼自杀了,他留下一封遗书,承认常以宽下毒案是他指使的。”
楚天舒忽地站起,眉头拧成一个川字:“走,去现场。”
白存礼是从石花大酒店的第十三层跳下来的,摔得**迸裂,根本没有抢救的必要了,尸体已经拉走,地上残留着血迹,一份亲笔写成的遗书送到了楚天舒面前。
遗书不长,一百多字,白存礼承认自己指使常以宽对孩子下毒,事件发生后良心受到谴责,寝食不安,实在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,所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,以死谢罪。末尾向家人,向社会,向钱文忠一家表达了忏悔,署名白存礼,即日。
楚天舒看了一眼,说:“拿去做字迹比对,看是不是他写的。”
侦破方向迅速转移到白存礼身上,经过字迹比对,证实遗书确实出自死者之手,而白存礼与常以宽以往的关系密切也是人尽皆知。
警方和纪委联合对白存礼和常以宽进行了调查,发现常以宽用各种假**报销贪污城关镇卫生院的公款二十多万元,挪用公款十多万元,和某医药公司有不正当的利益链条关系,收取回扣二十多万元。
顺藤摸瓜,白存礼在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之时,与常以宽相勾结,通过开具证明骗取二胎指标,担任副县长之后,利用分管文教卫的职务之便,与常以宽联手,长期收受某医药公司的贿赂达三十多万元。
案件渐渐明晰起来,证据链完整了,白存礼为了维护他的一己私利,不惜制造惨案阻挠医疗改革,他指使常以宽利用起火的混乱之际,在孩子的输液瓶中加入了超量的麻醉剂,造成孩子死亡,社会影响极其恶劣,事后又指使常以宽、老钱等人煽动闹事,企图制造骚乱,破坏改革。
城关镇卫生院孩子之死的案件终于告破,市督导组的郝建成相当满意,通令嘉奖了南岭县公安局参战干警,给局长陶玉鸣记了个二等功。
案件的破获,给南岭县的干部群众留下了诸多疑问,也给善后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。
众所周知,白存礼是付大木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,原先只是城关镇的一个村支书,然后副镇长、镇长、镇党委书记,再到副县长,而且有传闻,假如付大木当了书记,他将接任县长的位置,前途一片光明,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?
另外,如果说这是一出丢卒保车之计,但看起来常以宽应该是卒,而身为副县长的白存礼才是帅啊。照这么说,这背后是不是还有比白存礼更大的帅?
当然,白存礼已畏罪自杀,死无对证,这些疑问只能在私底下议论,而真相大白之后,钱文忠一家一下子由主动变为被动了,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大问题,一是经济赔偿,二是常以宽、老钱等人的判决,三是生育指标。
督导组撤离之前,郝建成主持专题会议,表彰陶玉鸣等破案有功人员,并讨论了相关的善后工作。
会上,薛占山汇报了钱文忠提出的要求,一是按照以往县里发生人命案的惯例,赔偿三十万元,二是从重从快判决罪魁祸首常以宽,三是要一个生育指标。
与刚才表彰时的喜气洋洋不同,说到孩子的死,楚天舒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。
平心而论,钱文忠要求赔偿三十万元不过分,要求严惩凶手更是合情合理,要一个生育指标也顺理成章。
可是,这三个要求遭到了付大木等人的极力反对。
薛金龙率先发言说:“钱文忠本来就是个刺头,仗着脑袋瓜子灵活,看到不顺眼的事就到处告状,平时没少给干部们出难题,我就出面接待过很多次,难缠的很,要是答应了他这些条件,不知道还会提出多少无理要求来。例如,他想再生一个孙子,给他一个生育指标,如果生不到孙子,一定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。”
这几句话说完,信访办的负责人在暗暗点头。
陶玉鸣接着说:“怎么惩办凶手是法院的事,哪里能由他钱文忠说了算。再说了,白存礼已经跳楼自尽了,就算是一命抵一命,还不够吗?另外,他要求赔偿三十万也跟政府无关,害死他孙子的是白存礼和常以宽,他应该找他们索赔去。”
“对于像钱文忠这样的刁民,我们决不能迁就纵容。”付大木敲着桌子说:“事件发生之后,钱家人打砸了卫生院,造成的损失也有十来万,这个就算是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,起码也应该赔偿吧。”
付大木等人说得头头是道,振振有词,楚天舒尽管觉得他们的说法很冷血,但一时也难以反驳。
他们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,哪里知道为了做通钱文忠的思想工作,一大帮子人付出了多少的艰苦努力啊?与其说他们不肯答应钱文忠的要求,还不如说是在故意给楚天舒出难题:你不是跟钱文忠谈好了吗?你满足不了他的要求,看你怎么向他交代!
通过这次事件的接触,楚天舒了解了钱文忠,他这个人脾气虽倔犟,但为人仗义,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。特别是在尸检完成之后,立即同意了对孙子尸体进行火化,既没有胡搅蛮缠,也没有提附加的条件和要求。
在钱文忠身上,楚天舒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、正直和淳朴,更感受到他是个讲信用、有感情的汉子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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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金龙说:“余主任,我提醒你一下,搞胎儿的性别鉴定是违法行为啊。”
余乾坤说:“生男生女,这个谁也不好保证,我们可以事先让钱文忠签字画押,生了女孩也不能再闹了。”
薛金龙用鼻子哼哼两声,没再说话了。
杨富贵分管全县的维稳工作,他说:“虽然孩子的死是常以宽等人蓄意所为,但人死在了卫生院,说明卫生院在管理上还是存在漏洞,从维稳的角度来考虑,我觉得适当给予赔偿也是应该的。”
陶玉鸣立即质问道:“杨书记,适当?适当是多少?这年头,谁会嫌钱多咬手哇?”
柳青烟呛了他一句,说:“适当就是大家讨论觉得合适就行。”
陶玉鸣“嘿嘿”一笑,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,也不再说话了。
双方你来我往,僵持不下。
最后,郝建成说:“案子总要有个了断。我代表督导组说个意见,你们再谈论。对涉案人员的判决,法院会依法审理,任何人也不能干预。生育指标嘛,给就给一个吧,反正这种事情也没人好攀比的。至于赔偿,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,有个五万块就差不多了,至于砸了卫生院的东西,也就不追究了。你们看怎么样?”
郝建成发话了,其他人还能怎么样?他是青原市委常委、市政法委书记、市公安局局长,又是这个案件的督导组组长,他发了话,别人就无话可说了。
一条人命,才五万块钱?楚天舒心里充满了愤懑,但还是得打起精神来,安排杨富贵和薛占山去和钱文忠谈,说服他接受这个结果。双方争论的时候,他一直在琢磨,补偿太多的钱看来不太现实,只能想办法在别的方面给钱家一些安慰。
第二天一大早,八点钟还没到薛占山就上班了,他一进院子,就看到钱文忠带着老伴儿和二妮子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口。
往事历历在目,特别是看着钱文忠一家三口腰里系着的白布,脚上的白鞋子,头上的麻绳,薛占山真的不忍心看下去,总感觉有一个鼓槌在敲击着他的心灵。
从上午八点一直谈到中午十一点多,薛占山和许彬费尽了口舌,总算说服了钱文忠不再纠结判决和一定要生男孩的事,但对五万块钱的赔偿,实在难以接受。
“占山,不是我们家不讲理啊。”钱文忠的老伴儿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洪水,哽咽着说:“你是知道的,为了生这个孩子,我们家交的罚款也不止十万哪。”
薛占山竭力忍住内心的酸楚,不让泪水流出来,他不敢正视钱文忠老伴儿的眼睛,红着脸,无奈地说:“三舅,三舅妈,你叫我怎么办,南岭县穷得叮当响,就这么个现状啊。”
许彬跟着说:“是啊,老钱,就我们县这个状况,五万块也不少了。再说了,生育指标也有了,白存礼也偿命了。说起来,你们还砸了卫生院不少的东西呢,也没要你们赔偿嘛。”
钱文忠倔脾气又上来了,他指着他们两个说:“薛占山,许彬,你们不要以为我孙子的尸体火化了,我就没辙了,我照样可以捧着骨灰盒,到省城京城去告状,告不赢,祖孙三个就喝农药死在天安门广场上!”
说完,钱文忠回过头,拉着老伴儿和二妮子,抹着眼泪出了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