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26章 谈笑风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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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了车,楚天舒与宁馨联系上了,带上水果花篮,很快赶到了祝鹤他们家所在的小区。
宁馨红着眼圈,在小区门口接了他们,刷门禁卡进了单元门。
出了电梯,刚打开房门,就听见祝庸之的笑声。
向晚晴和颜婕妤等人好生纳闷,祝鹤不是说祝老刚刚丧偶,悲伤过度么,怎么不见一丝悲戚,还能笑得如此爽朗?
宁馨给他们泡了茶,众人落座。
楚天舒说:“老师,您的精神状态很不错,我们做学生的就放心了!”
祝庸之笑了笑,指指向晚晴微微隆起的腹部,说:“新生命诞生,老家伙去世,这是大自然的规律,谁也违背不了,伤心也没用。老伴临走前,我跟她说了,到了天堂,安心等我几年,我就去找她,争取下辈子继续做夫妻!”
见祝庸之还在谈笑风生,卫世杰也开玩笑说:“祝老师,您身体硬朗得很呢,师母在那边,怕是还得等好多年了。”
祝庸之说:“哈哈,你家师母说了,她愿意等,叫我好好的活着,等萌萌生了孩子,把照片给她带过去。”
听到这,楚天舒等人都笑了。
向晚晴就问:“萌萌呢,没回来么?”
宁馨插话道:“晚晴姐,萌萌现在可不得了,已经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了,祝老师刚和她通了电话,让她安心读书,不用回来了。”
祝庸之的豁达开朗感染了所有人。
卫世杰不由得想起了闻家奇常说的一句话,“聪明有种,富贵有根”。
想当初,黎萌还是一个不爱学习被骗进传销团伙的“坏”学生,被救出来之后,就像换了一个人,心无旁骛地刻苦用功,一下子就成了尖子生,毕业那年,就没参加国内的高考,直接考取了哈佛大学。
聊天中,楚天舒又问:“老师,最近又有什么新作?”
祝庸之开心地说:“有啊,最近我刚写了一本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小册子,正好今天你们来了,我就送你们一人一本。”
四人开心地接过书,翻阅起来。
只听祝庸之说:“年纪大了,头脑反应也不敏捷,按说这时不该写什么书,做什么研究,应该把路让给年轻人。不过后来发现,年纪大也有年纪大的好处,就是已经无欲无求,很多事放得开,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,可以讲点真话。”
卫世杰很有感触地说:“老师,您这话说得透彻!我最近接触过很多中青年学者,尽管满腹才华,却始终没有愿意脚踏实地干一番事业的。究其原因,这批人要么是官迷,整天想着如何往上爬,做学术研究也谨小慎微,不敢越雷池一步;要么就是财迷,想着怎么捞大钱,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问上。”
“唉,这也不能全怪他们。”祝庸之叹了一口气:“现在的社会风气太浮躁,价值观也有点扭曲,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,不是官位就是财产,所以,任何人生活在其中,也只能去追名逐利。”
祝庸之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,一辈子都在研究官与商,最近这几年,又偏重于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研究,在任何场合都不忘为市场经济、为民营企业鼓与呼。
卫世杰随手翻了几页书,其中的一段小故事吸引了他。
祝庸之在书中写道,一年春运时,有位民工不慎将火车上的茶杯摔碎。
按照规定,列车员自然要找民工索赔,列车员报出的二十块的赔偿价格,也不算是漫天要价。
民工却不愿赔偿,双方争执起来,从而引出下面一段对话——
“你们这铁路,是不是国有企业?”
“不是国有企业,难道是你家开的!”
“国有企业是不是全民共同财产?”
“是!”
“你们刚才看了我的身份证,我是不是中国人?”
“你是中国人!”
“那这全民共同财产里面,自然有我一份。”
“共同财产,人人都有份。”
“那就好!把你们铁路的所有资产,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,怎么也得好几百块。从现在开始,我放弃这好几百块钱的权利,将它送给你们。用这几百块钱来抵二十块的赔偿金,你们赚大了!”
民工的话似是而非,负责索赔的列车员竟一时语塞。
随后,祝庸之在书中写道:这位民工虽有狡辩之嫌,但他讲的道理却值得每个人深思。
国有经济属于全体民众,但这笔财富,如何让普通民众看得见、摸得着,却是个大问题。
我们不妨假设,摔坏茶杯的不是民工,而是铁路系统的某位高官,列车员还敢索赔吗?如此说来,国有经济岂不成了官有经济?
卫世杰不禁拍案叫绝,一个小故事,竟阐述了如此深刻的道理。关键是,娓娓道来的讲述,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明明白白。
祝庸之接着说:“我向来主张,除非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行业,国有企业都应该退出。国有企业的背后是政府,政府本身就是裁判员,怎么能亲自下场比赛,官商不分,又当运动员,又当裁判员,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!”
卫世杰说:“如此浅显的道理,很多人却始终弄不明白。其实越是弱势群体,越喜欢自由市场经济,因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,每一个人才有机会。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,那些没有关系后台的普通人,怎么可能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?”
聊到这里,卫世杰不禁说:“老师,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骂民营企业。尤其是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,不少民企通过不正当方式,低价买走国企,造成国有资产流失,那些因此下岗的工人也境遇悲惨。我虽然是做民企的,但对这些现象也很痛恨。遇到有人厉声斥责时,只好默不作声。”
祝庸之说:“正因为如此,才证明了国企改制的必要。你想一想,是谁贱卖了国企?不就是那些原来的厂长、经理以及上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吗?而这些人,平时不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吗?在改制过程中,他们尚且大搞权钱交易,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那么在平时,他们会认真地经营企业,对国家、对职工负责吗?!”
一番话振聋发聩,令人大呼痛快。(未完待续)
上了车,楚天舒与宁馨联系上了,带上水果花篮,很快赶到了祝鹤他们家所在的小区。
宁馨红着眼圈,在小区门口接了他们,刷门禁卡进了单元门。
出了电梯,刚打开房门,就听见祝庸之的笑声。
向晚晴和颜婕妤等人好生纳闷,祝鹤不是说祝老刚刚丧偶,悲伤过度么,怎么不见一丝悲戚,还能笑得如此爽朗?
宁馨给他们泡了茶,众人落座。
楚天舒说:“老师,您的精神状态很不错,我们做学生的就放心了!”
祝庸之笑了笑,指指向晚晴微微隆起的腹部,说:“新生命诞生,老家伙去世,这是大自然的规律,谁也违背不了,伤心也没用。老伴临走前,我跟她说了,到了天堂,安心等我几年,我就去找她,争取下辈子继续做夫妻!”
见祝庸之还在谈笑风生,卫世杰也开玩笑说:“祝老师,您身体硬朗得很呢,师母在那边,怕是还得等好多年了。”
祝庸之说:“哈哈,你家师母说了,她愿意等,叫我好好的活着,等萌萌生了孩子,把照片给她带过去。”
听到这,楚天舒等人都笑了。
向晚晴就问:“萌萌呢,没回来么?”
宁馨插话道:“晚晴姐,萌萌现在可不得了,已经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了,祝老师刚和她通了电话,让她安心读书,不用回来了。”
祝庸之的豁达开朗感染了所有人。
卫世杰不由得想起了闻家奇常说的一句话,“聪明有种,富贵有根”。
想当初,黎萌还是一个不爱学习被骗进传销团伙的“坏”学生,被救出来之后,就像换了一个人,心无旁骛地刻苦用功,一下子就成了尖子生,毕业那年,就没参加国内的高考,直接考取了哈佛大学。
聊天中,楚天舒又问:“老师,最近又有什么新作?”
祝庸之开心地说:“有啊,最近我刚写了一本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小册子,正好今天你们来了,我就送你们一人一本。”
四人开心地接过书,翻阅起来。
只听祝庸之说:“年纪大了,头脑反应也不敏捷,按说这时不该写什么书,做什么研究,应该把路让给年轻人。不过后来发现,年纪大也有年纪大的好处,就是已经无欲无求,很多事放得开,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,可以讲点真话。”
卫世杰很有感触地说:“老师,您这话说得透彻!我最近接触过很多中青年学者,尽管满腹才华,却始终没有愿意脚踏实地干一番事业的。究其原因,这批人要么是官迷,整天想着如何往上爬,做学术研究也谨小慎微,不敢越雷池一步;要么就是财迷,想着怎么捞大钱,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问上。”
“唉,这也不能全怪他们。”祝庸之叹了一口气:“现在的社会风气太浮躁,价值观也有点扭曲,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,不是官位就是财产,所以,任何人生活在其中,也只能去追名逐利。”
祝庸之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,一辈子都在研究官与商,最近这几年,又偏重于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研究,在任何场合都不忘为市场经济、为民营企业鼓与呼。
卫世杰随手翻了几页书,其中的一段小故事吸引了他。
祝庸之在书中写道,一年春运时,有位民工不慎将火车上的茶杯摔碎。
按照规定,列车员自然要找民工索赔,列车员报出的二十块的赔偿价格,也不算是漫天要价。
民工却不愿赔偿,双方争执起来,从而引出下面一段对话——
“你们这铁路,是不是国有企业?”
“不是国有企业,难道是你家开的!”
“国有企业是不是全民共同财产?”
“是!”
“你们刚才看了我的身份证,我是不是中国人?”
“你是中国人!”
“那这全民共同财产里面,自然有我一份。”
“共同财产,人人都有份。”
“那就好!把你们铁路的所有资产,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,怎么也得好几百块。从现在开始,我放弃这好几百块钱的权利,将它送给你们。用这几百块钱来抵二十块的赔偿金,你们赚大了!”
民工的话似是而非,负责索赔的列车员竟一时语塞。
随后,祝庸之在书中写道:这位民工虽有狡辩之嫌,但他讲的道理却值得每个人深思。
国有经济属于全体民众,但这笔财富,如何让普通民众看得见、摸得着,却是个大问题。
我们不妨假设,摔坏茶杯的不是民工,而是铁路系统的某位高官,列车员还敢索赔吗?如此说来,国有经济岂不成了官有经济?
卫世杰不禁拍案叫绝,一个小故事,竟阐述了如此深刻的道理。关键是,娓娓道来的讲述,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明明白白。
祝庸之接着说:“我向来主张,除非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行业,国有企业都应该退出。国有企业的背后是政府,政府本身就是裁判员,怎么能亲自下场比赛,官商不分,又当运动员,又当裁判员,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!”
卫世杰说:“如此浅显的道理,很多人却始终弄不明白。其实越是弱势群体,越喜欢自由市场经济,因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,每一个人才有机会。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,那些没有关系后台的普通人,怎么可能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?”
聊到这里,卫世杰不禁说:“老师,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骂民营企业。尤其是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,不少民企通过不正当方式,低价买走国企,造成国有资产流失,那些因此下岗的工人也境遇悲惨。我虽然是做民企的,但对这些现象也很痛恨。遇到有人厉声斥责时,只好默不作声。”
祝庸之说:“正因为如此,才证明了国企改制的必要。你想一想,是谁贱卖了国企?不就是那些原来的厂长、经理以及上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吗?而这些人,平时不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吗?在改制过程中,他们尚且大搞权钱交易,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那么在平时,他们会认真地经营企业,对国家、对职工负责吗?!”
一番话振聋发聩,令人大呼痛快。(未完待续)